一对年逾八旬的老夫妇，被卷入一桩声称高达80万元的建房借款纠纷。然而，这笔巨额借款却缺乏任何银行流水记录证明。当老夫妇“无力偿还”时，债权人将他们告上法庭。令人意外的是，经过民事调解及执行和解，双方迅速达成共识：老夫妇将一套即将获得的拆迁安置房用于抵偿这笔80万元的“债务”。
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敏锐察觉到该案中涉事拆迁安置房的过渡费和回购款领取存在蹊跷。这不禁让人深思：这起看似寻常的借款纠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执行“和解”
拆迁安置房悄然易主
故事要追溯到2012年初。在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法院，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似乎进展顺利。原告刘高龙声称，李华、杨芳夫妇（即前述老人）于2010年8月因建房向他借款80万元，并提供了借条。对此，李华、杨芳夫妇表示认可。很快，白云区法院便出具了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一致：李华、杨芳将他们即将获得的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一套近20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用于偿还这笔80万元的“债务”。
然而，数月之后，白云区法院在内部审查中发现该调解案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情况，随即撤销了这份调解书。2012年10月，法院重新发布了一份调解书，将协议内容修改为：被告李华需一次性向刘高龙支付80万元现金。
仅仅半个月后，刘高龙便依据第二份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再次“达成和解”——协议内容又回到了老夫妇以那套即将到手的拆迁安置房抵偿债务。法院据此裁定该案终结执行。不久，这套拆迁安置房便悄然登记在了刘高龙名下。
疑点重重
“以房抵债”经不起推敲
2024年4月，观山湖区检察院在侦办一起骗取拆迁安置过渡费及回购款的刑事案件时，偶然发现其中涉及的安置房（正是前述案件中的那套）在领取过渡费和回购款方面存在异常。这一重要线索随即被移交给白云区检察院。
白云区检察院初步审查后发现，这起民间借贷纠纷处处透着不寻常，无论是诉讼过程还是执行环节都疑窦丛生。例如，2010年8月所谓的借款发生时，李华、杨芳夫妇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他们为何会突然以“修建房屋”为由，举借高达80万元的巨款？耄耋之年、巨额债务以及农村地区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三者之间形成了显而易见的矛盾，完全不符合基本生活常识和逻辑。更令人费解的是，如此大额的借贷，全案卷宗中竟然没有任何真实的资金流转凭证——既没有银行转账记录，也缺乏大额取现的证明。债权人刘高龙仅凭一张借条便主张债权，这种“纸面债务”缺乏实际资金交付的支撑，与大额民间借贷的通常交易习惯格格不入。
此外，纵观整个纠纷处理过程，双方当事人始终围绕着同一套拆迁安置房“做文章”，无论是调解还是执行，其核心诉求都指向“以房抵债”，这与普通民间借贷中债权人通常优先要求现金偿还的惯例大相径庭。
调查核实
拆穿虚假诉讼骗局
这些反常之处，无疑引人深思。“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全面展开了调查取证工作。”白云区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介绍，“一方面，我们调取了关联刑事案件的讯问笔录和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逐字逐句地梳理案件脉络，固定关键线索；另一方面，我们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询问，通过层层追问和细节核实，逐步揭穿了他们的谎言。”
随着证据链条的不断完善，案件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早在2011年，某村村民汤某为了非法获取更多的国家征收补偿款，便出资8万元购买了同村村民杨芳的户头。他将自己没有产权的自建房与杨芳的户头进行“房户结合”，随后以杨芳的名义与房屋征收部门签署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企图将拆迁安置房及其产权过渡费据为己有。
到了2012年，急需资金的汤某与刘高龙商议，决定以每平方米2000元的价格转让这套尚未建成的房屋。由于房屋尚未建成，自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于是，两人便起了歪念，拉上李华、杨芳夫妇，共同虚构了一笔80万元的“借贷事实”。为了让这场戏看起来更真实，他们还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张借条。一切准备妥当后，刘高龙摇身一变成为“债权人”，手持伪造的借条向法院提起了虚假诉讼，并“顺利”地取得了生效的民事调解书。
白云区检察院审查后认定，原审调解书所依据的关键证据——那张“借条”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均系汤某、刘高龙、杨芳等人恶意串通、虚假伪造。他们的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不仅侵犯了国家利益，更严重损害了司法秩序与公信力。
2024年10月，白云区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出了再审检察建议。白云区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并于2025年11月作出再审判决，依法撤销了原民事调解书。以此调解书为基础的执行裁定也随之失去效力。
今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进一步向法院发出了关于对该案已执行的拆迁过渡费进行执行回转的检察建议。目前，法院已启动了相应的执行回转程序。
